岳美中先生谈学中医

河北乾坤

真不敢想，真不敢想。此天将降大任也。何其艰辛？何其困苦？
    岳美中先生谈学中医：
    我出生在河北省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早年扛活，后来靠种几亩薄田兼做挑担叫卖支撑家计。我们兄妹五人，我是老大。八岁上，父母看我体弱多病，难务耕事，也为将来添个识文断算的帮手，咬咬牙送我上学，东挪西借地巴结着供我读了八年私塾。我看家里作难，跑到滦县城考进半费的师范讲习所学了一年多。我十七岁当小学教员，一而教书，一面随乡居的举人李筱珊先生学习古诗文词。其时，军阀混战，滦县正当直奉军争夺的要冲。烧杀奸掠，民不聊生。
      一九二五年夏，听说梁任公、王静庵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又和裴学海等几个同好一起重温经学，兼研小学、史学，准备投考。暑期应试落榜。虽然受了一次打击，却更加发愤读书，每日教书、写稿、苦读并进。不久，累得吐了血。某医院诊云：“肺病已深，非短期可治。”考学无望，教职也被辞了，真觉得前路漆黑，大难将临，几无生趣，又不甘心那样死去。难道医学对肺病真的没有办法吗？床第呻吟之中，萌发了学习中医的念头。买了《衷中参西录》、《汤头歌诀》、《药性赋》和《伤寒论》等书，边读边试着吃药。一年多田野间的生活，休息为主，吃药为捕，肺病竟慢慢地好起来了。觉得中医确能治病，于是决心学医，自救救人。
      学医，到哪里学呢？穷乡僻壤，无师可投﹔家口为累，又无力外出从师。只好托朋友找了一个村塾，学生不多，一边教书，一边学医，一边继续写诗文。这一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和爱好，二是想小补于经济。学资供养家口，稿费就用来买医书。三年之中拖着病弱的身体，日教夜学，读了宋元以后许多医学家的名著多种。缺少师友商问，就反复钻研揣磨﹔为了体察药性，就攒钱买药回来品尝体验。能尝的药，大都尝试过。有一次尝服石膏过量，泄下不止，浑身瘫软，闹得几天起不来床。
      学东知道我在读医书，有时家里人生病也找我看。我慎重地认证用药，往往有些效果。一九二八年春天学东一个亲戚的女人患血崩，找我去治。初不敢应，后经学东面恳往治。几剂药后，竟见平复。春节时，全家人坐车前来致谢，引起轰动。就在这同时，邻村一个叫徐福轩的小木匠，突然发“疯”，烦躁狂闹，忽地登高跳房，忽地用手抓炕，新铺的炕席一抓就是一片。发病月余，家里人捆管不住，经医不愈，村人荐我。我细察其脉象症侯，系阳狂并有瘀血。子调胃承气汤，仅一剂竟拉赤屎而愈。阳狂一病，并非难证。但在当时，村人却传为神奇。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好友吴绍先古道热肠，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在司各庄帮我开了个小药铺，力劝我行起医来。说是个药铺，起初就是一间小房，里边一张床，两个药箱，几堆书。睡觉、吃饭、看病、卖药，都在里边。后来起名叫“锄云医社”。因为原来教的一些学生的家长不愿易人，恳我继续执教。一则于情难却，二则光靠行医难糊家人之口，就和两个友人一起在医社后边的一间房子里办了个“尚志学社”。白天，看病卖药之外，在这里讲四书五经﹔晚上，攻读医书，思索日间的病案。
      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但几年之中，却对农村的经济状况、疾病种类、药品需要等，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同时，从读书的惑豁、临证的效失、病家的愁乐之中，进一步体认到中医学术对社会人群的作用，益发坚定了终生研讨中医学，献身学术的决心。业医之初，生活十分艰苦。出诊看病，经常以病弱的身体，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奔波于夏日的湿暑、隆冬的海风。
      一九三五年，朋友把我介绍到山东省河泽县医院任中医部主任。一边看病，一边教授几个中医学生。不久，灾难就接连而来。先是丁丑夏，山左地震，烈风雷雨屋倾墙崩，连续数月，辗转逃避，仅存生命。不久就是日寇进攻山东。一九三八年春，我应诊到博山，遇日寇攻城，被围在城内五天五夜。城破后，，落荒逃到济南，身上一文不名，几箱书籍无处去找，仅剩下随身珍藏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各一本和数册医稿及《习医日记》。为防路上丢失，从邮局寄回家。郝云杉先生送给了二十元路费，只身由洛口过黄河，千折百难地逃回了家乡。人倒是活着回来了，邮寄的书稿却总未收到。行医十载，流落千里。身上，仅一条御寒的破被和一根逃难用的棍子﹔眼前，是一个沦落了的家乡。茫茫冀鲁，竟没有一个医生悬壶之地？
      十年间，我以经方为主兼研各家，以求提高疗效﹔搜读各家中药学说，摘选验证，写成了二十余册《实验药物学》笔记﹔研读《甲乙》，访求师友，对针灸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应用。这十年，我正当壮年，刀匕壶囊，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苫。因为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又缺少明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苦自苦矣，却没有做出多少可观的成果来。
      一九五四年纠正了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以后，中医受到了重视。我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后，才有条件结合读书与临证，对一些问题进行较系统地整理和研究。治疗方面，除在国内执行医疗任务外，还曾九次到欧亚一些国家，参加苏加诺、胡志明、崔庸健等人的治疗和进行学术交流，这是过去不曾想到的。晚年，我考虑得多的有两件事﹔一是把多年积累的经验多整理出一些留给后人﹔二是再为中医事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我被抄走书物，在医院里喂兔和清扫厕所，其它无从进行。
      一九六九年八月周思来总理亲自安排我去越南为胡志明主席治疗。不久，我被恢复工作。我自知身体渐差，来日无多，要抓紧做些事情。一九七六年，我为培养高级中医人才倡议多年的“全国中医研究班”招收了第一期学员。我的学术经验开始整理出版。在科学的春天里，工作刚刚开头，我却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次讲课后，病发不起，一至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