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姑李莲翠

大道家园

  谨将此文真诚献给武当山的所有道姑们，一个虔诚的信仰，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力量，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使世人感动。

言信
2005年6月21日


  民谚

骗人容易，骗鬼神难；欺人容易，欺天地难。
人间不公，阴间等着；世间冤案，阎王再判。

序言

  本文写完初稿，即十五万多字的中篇叙事版后，曾经被国内的许多网站，包括美国的MSN中文网站所安装的“限制词”软件装置所“枪毙”，只有《橄榄树》网站敞开接纳了她。作者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部著作并没有在文中攻击指责什么党派或政府，也没有攻击指责任何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出于慎重，我将初稿呈交给中国国内有关文艺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士，请求帮助指点迷津。

  这件事发生在2005年的5月初，在等待了三个月之后才总算等到了回音。一家国内大出版社的主打期刊的负责人，屈尊善意地为我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意见的前面几条且不必细说，都是涉及到史料及写作的取舍利用问题，还有文章的组织结构问题，有褒有贬，有肯定、有批评、也指明了新的修改方向，总之让我大加砍伐，重新组织，再造文中的故事冲突情节，这样才会成功。

  关键的问题在于短短的最后一条意见，这才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认为我所肯定和宣扬的东西、包括文中所赞扬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讲与现行的社会主题不相符合，说白了，与现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不相一致，也就是说，是思想基础错了，立意错误，我没有去描写歌颂当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和革命干部，反而去描写歌颂了这个社会上的非主流、不该值得歌颂的某部分人。对此，我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所指出的确是事实，而且这也是我的本意，我原本就是利用对一件宗教故事的阐述，来曲折委婉地说明我对今天这个社会的基本观点。

我清楚知道，道士们，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出家人和专职神职人员，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的确不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和建设者，不构成这个社会的主体，但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是不可缺少的一分子，由于他们这些宗教人士的存在，才化解了这个社会中由于执政党内腐败分子的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无数怨气、恨意和敌对情绪，这些宗教、这些从事宗教活动的专职人员们才是促使这个社会走向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力量。

我之所以从诸多宗教中挑选出了道教——一个力量最薄弱、影响最微小的小教派，是因为我们今天所生存的这个社会，恕我直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党制专政和各种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熏陶，不仅攻击性极强，而且专门欺软怕硬，向那些无权无势、没有还手能力和还手意图的人开火。道教崇尚柔弱，主旨思想是“无为”、“无怨”、“与世无争”，他（她）们被层层的宗法、戒律、清规牢牢地束缚住了双手，不仅善良温顺到了极点，所以也最显得软弱可欺，中国道教的现状体现了目前中国国内所有出家人和宗教神职人员最善良的一面，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你到哪里去寻找这样放心的顺民、良民。

毫无疑问，在最初具有自觉自愿出家念头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多数的人是在这个世道上迫于无奈才选择了出家的道路，认为出家后可以一了百了，最终摆脱人世间的烦恼。所以，出家本身就是一种弃世、避世、遁世的“无争”行为，出家人数的多寡、宗教活动的兴衰，体现着这个世道（社会）是否得人心，是否成功。我想，不主张过多揭示并肯定出家人的生活，以免在今天这个社会上造成更大的影响和波动，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为什么不去歌颂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革命干部的问题，我想，在十年前流传的一首社会民谣，已经准确回答了这个问题：工人下岗、农民上访，腐败分子在三讲。在社会上，将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们看作是腐败分子的代名词，这已经形成气候，既成事实。那些广大的解放军官兵们，不过是穿上军装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今天社会上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的真实处境，就是这些解放军官兵明天的处境。无需我多说了。

最后补充一点，否则有失公允。革命干部中的确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之中确有好人、廉洁正直、不甘腐败、不愿堕落、不肯与肮脏的恶势力同流合污之人，但他们在今天的处境大都很艰难，结局大都也很凄惨，其中与我情同手足的一个人，早在十年前就被盘踞在上层的腐败领导陷害出了中央机关，连罪名也懒得给捏造出一个，就是这个世道，你同谁去说理。正是失望于这个眼下越来越多的失去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才会寄希望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正是失望于这个人的世间，才会寄希望于阴间的鬼神世界。

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百姓既然无权用手来投票，就只能用脚来投票了。前不久，在中国大陆工作的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有一个意义深远的讲话，我深有所见略同的感觉，现将其中有关的部分摘录下来。

郎咸平说：“中国这一代人是五千年来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下地狱的简单封建理念，到了这一代荡然无存。我虽不主张迷信，但是当一个民族到了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的时候，人吃人的社会就成形了。”

郎咸平还说：“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举例而言，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谁做的呢﹖都是地主阶级。”

郎咸平最后总结说：“这样一个不敬鬼神、没有礼教束缚、无法治约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不敬鬼神就无所畏惧，不知礼教就寡廉鲜耻，无法治约束就贪赃枉法，这不就是今天中国人的社会吗﹖”“宗教信仰是靠历史的传承，礼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积累，绝对无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这套系统。”

敬鬼神，是中国道教的特色，也是中国人敬天地，尊祖先，重传统的具体体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写作《道姑李莲翠》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

言信
2005年12月10日

上部

引子

我们的祖先，我们那些过去生活在农村有上千年历史的祖先，如果不是坚决的排斥佛道信仰的儒学大家，或多或少都总会维系着某一种宗教的信仰来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这种宗教信仰有的清晰，坚定地信仰某一种宗教，甚至某一尊神，比如是观世音菩萨，数代、数十代人都会虔诚地供奉着这同一尊神；但对绝大多数文化不高的乡人们来说，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含糊的、宽容的，佛也罢，道也罢，只要是菩萨、是神仙我就跪拜烧香，而且这一跪拜就是几代人、几十代人，虔诚恭敬之心是只有用行动才可以表示的。这个烧香、敬神、拜菩萨的仪式在我们家乡不知道流传了多久个年头，多少代人。

烧香、敬神、拜菩萨的举动是不是会带来好运，我不知道，我以我家庭的亲身经历说明这种虔诚的举动不过是宗教迷信，不会带来什么命运上的改变，有时反而会变得更糟糕。当然，我指的是不管你信不信神，拜不拜菩萨，烧不烧香，你命中注定要搅进那个政治的漩涡中去，你都会被政治运动的浊浪吞没，在那个年月，在那样一种政治大环境下面，到处都是厄运重重，任何神仙和菩萨都救不了跌入到灾难中的你。

我的祖母，一个粗识几个大字的庄户小脚女人，祖祖辈辈都是虔诚的信徒，既信仰道教，也笃信佛教，这是一个流传了十几代人，起码有数百年历史的居士家族，终生都在吃长斋，在我们故乡的寺庙或道观里不停的烧香、施舍、广结善缘。我的祖父，是蜗居在偏远乡村中的儒家小学，书读得不少，却从没有想到过、也许没有机会去博取功名，他秉承儒家的信条，不信神灵，不敬鬼神，却不反对我的祖母信仰神灵、礼拜佛道，也不反对他的后代，我的姑姑和大姐从小随着我的祖母进出庙宇道观，烧香、敬神、拜菩萨。我的祖父和我的祖母都死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祖母死于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饿时期，祖父死于六十年代末期的文革大混乱时期，他们都是横死，没有得到善终，尤其是我的祖父，生前受尽了折磨侮辱、批斗和殴打，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连常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也未能维持下来，被践踏得一干二净，神灵和菩萨，不管你生前跪拜了它们有数不清的多少次，它们都无法来保佑你，因为它们只能遏制住阴间的恶鬼，却无法遏制住人世间的恶人。

我的姑妈和我的父亲，另一代虔诚的佛道信徒和抗战时期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最后都未能摆脱命运的厄运，先后早早故去，死在了我祖父、祖母的前面，白发人送黑发人，给人世间遗留下几个幼小的孩子，你说苍天有眼乎？瞎眼乎？

近些年来，我那个当年在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毕业的姐姐，以前的军医，提前退休后自愿离开了自己的小家庭，选择了出家，追寻家庭的遗愿或遗迹，我这做兄弟的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常想，上千年来的宗教信仰已经潜移默化到我们的精髓，我们的灵魂深处，虽经受共产党半个世纪来的思想教育也抛弃不掉。也许，上天的安排原本是要我们的家庭出现一位女尼或道姑，以我大姐的才能和学识，她应该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俗的住持女尼或是掌门道姑，虽然阴差阳错使她成为了一名军医为国效力，在接近暮年的时候，上天又一次唤醒了埋藏在她心底的宗教意识，这一次，她毅然抛家舍子而出家，再没有后悔留恋过世俗社会。

所以，我从心底尊重一切出家人，特别是女性出家人，在她们的身上，我看到了我那些虔诚笃信菩萨、神仙的祖先、看到了抚育我长大成人的亲姐妹，她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祖先的信仰；她们每天穿着在身的那身宗教服饰，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穿着数十代人的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我尊重她们，尊重她们的宗教选择，也就是尊重我们的祖先，尊重我们祖先曾经走过的那一段历史。

我现在要为你们讲述的这个故事，是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我的同乡，邻居，还挂着什么一层亲戚的关系。故事的主人公现在住在国外，承蒙她的同意，我可以将她不寻常的经历披露于世，“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你没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请你耐心地坐下来，泡上一杯香茶，听我给你从头讲述这个曲折的故事。

其实，往往在许多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就有如这一杯醇厚的山茶，冲泡在水里碧绿清澈，随着热蒸气的挥发而清香扑鼻，初呷一口满嘴苦涩，只要你细细品味，你就会感到从舌尖上苦尽甘来，满齿留香。人生的命运随同此理。

你说是不是这样？

一

我是个九头鸟的后裔，也就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湖北人，这是由我的祖上所给予的安排，是命中注定，由不得我们后辈来选择。古往今来，中国民间有句流传甚远的口头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不知道这个典故的确切来源和准确含意是怎样的，但我知道，九头鸟的真正含义是可以死而复生的凤凰，楚人以凤凰作为自己的崇拜图腾，我以自己是个千湖之省的不惧怕苦难和生死折磨的湖北佬而感到自豪。

我的故乡在湖北省的中部，距湖北省省会武汉市西北部百多公里的地方，那里是长江北边一片易旱不易涝的丘陵地带，古之“云梦泽”的西北部分，这是一块被我们的祖先开发耕种了有上千年历史的土地，地力早已被榨得不够那么肥沃，但也没有被挤轧到接近贫瘠的地步，在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农民祖辈们的辛勤伺弄下，挖沟引渠，施肥灌溉，秋种冬小麦，春种水稻和棉花，同时也播种一些芝麻、菜籽等经济作物，近数十年来，引进种植的新优良品种的茶叶和柑桔也闹得红红火火。

在近代的那些年间，沾了那位坐镇湖北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大人搞洋务运动的光，凭藉着“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武汉三镇包括了武昌，汉口和汉阳。不仅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而且一直是全国商业，金融重镇。从1890年起，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兴办近工业，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钢药厂，枪炮厂等相继建立，奠定了近代武汉地区工业的基础。汉口、武昌、汉阳以及周边地区的新兴经济产业搞得繁荣昌盛，工商业兴旺发达，水旱陆交通便利畅通，大小城镇的人口稠密拥挤，大清末世的武汉三镇俨然在一派穷途末路之中孕育着无限生机，把整个市面搞得繁荣昌盛、歌舞升平。

因为距大城市汉口只有两百多华里的旱路，所以我们家乡这个小县城的经济与文化也近水楼台，借了洋务武汉的这个地利，虽比不上像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带那样十分发达，但也还算得上比较富裕。我们这个县辖管区的地界以及城镇都不是很大，在挤得满满的县城里面，商贸密集，市面兴旺，在县城最古老的那条街道上，平平整整的青石板路被人们踏得结结实实，街道两边的商号店铺、酒肆茶楼古香古色，排列的并肩齐整，间歇之处，眼前豁然开朗，一片空地、几处豪宅、些许寺院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几十株根深叶茂的大梧桐树像巨人一样魁伟高大，伸出的枝叶把周边的街道遮挡得严严实实，诉说着豪宅以往的强大实力和寺庙的历史久远。

以前，每当我从远方回到这块历史久远的故乡，脚踏在老城区被无数代人踩踏了无数个春秋的青石板路上，侧身走过那些分布在城里四面八方的大小商号，餐馆饭铺以及农贸市场，看着那些人头怂恿的热闹景象，听着陌生又熟悉的乡音，我的心里都有由衷浮现出一种宾至如归，乐不思蜀的亲切感觉。

我们这个故乡的小县自古务实，只注重农耕商贾，不太看重科举求仕之路，只有到了清末近代的那些年来，洋务兴起，洋派文化的冲击，才开始讲究办教育，学文化。在全县境内，老派的文化人家办的底蕴深厚的私塾，村办的不太完善规范的初级小学，乡镇办的初具规模的高级小学，县城里官办的高级完全小学和普通中学，是自从满清解体，民国创立以来几乎每个有志向，有条件求学的年轻一代人的必经之路。许多从县城乡间走出来的老一辈学子，无论是今天已经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教授，还是成为了地位显赫的党政军界的高官首长，在已到功成名就的暮年的时候，每逢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们的脑海里最留恋怀念的，不仅是大富水河畔充满故乡气息的县城和农田，还有童年那座简陋破败的校舍和伤痕累累的课桌。
离家多年，乡音虽变，但乡情难改，这与我现在的这个小家庭也是个由地道的湖北家乡人组成的家庭有着很大的关系。我的夫人与我同属一县，祖籍就在湖北当地，不像我们还是个外来户，家庭渊源可以追溯到县城城关近郊西河乡的老宅大户。在很久以前的那个年代，她们家虽然住在县城城关郊外的西河，但距县城近在咫尺，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在城里生、城里长，用一句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是有着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而我们家却是不折不扣自种自吃的庄户人，是靠每日在房前房后的庄稼地里出力流汗、从土里刨食来吃饭的乡下人。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只是不知道在哪一辈开始又是从哪里迁徙过来的，因为根据近年来湖北省人种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都有着江西迁湖广人的体貌特征，有着江西同姓人的明显遗传基因，而且在县城及乡下一带，我们这一支的祖坟只能追溯到我的曾祖父一代，再远就看不见了。这都说明我们家曾经是个外来户，从江西迁到了湖北，又从湖北的其他地区迁徙到了现在这块土地。我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乡下还有没有我们家谱族谱一类的东西，我只知道在我们过去的农村老家，本来文化就不十分普及，文盲、半文盲很多，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许多人家里仅有的一点流传多年的文字东西都已经完全荡然无存了，随着那些农村老人们一个个的去世，老百姓之间依靠口述的历史也随之断线，我们的祖上那根遥远的脉络已经很难再去寻踪觅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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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家园

1949年夏天，共产党的军队解放了我们在长江北岸的家乡，在这之前，我们家乡在近几十年里打打杀杀，你来我往，从来没有太平过。从辛亥革命开始，我们这座小城和周围的土地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屯军起义，枪炮轰鸣。转眼之间到了大革命时期，乡里人和城里人都像吃了躁动的药一样更加的不安分了，县城里整日红旗飞扬，锣鼓喧天，成立矿工联合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建农民自卫军大队，支援北伐军，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共产党的县委会合署在同一个庙堂里办公，和尚们变成了烧茶煮饭的杂役，国共两党齐心合作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眼看着，革命的形势风起云涌，占领武汉的北伐军一路往北，沿着江汉铁路走到这里，向盘踞在北面、河南的北洋军队洪水般的奋勇冲杀过去，没有过多久，风云突变，武汉发生“七一五”事变，大革命失败，从河南退却回武汉的北伐军又偃旗息鼓，落潮般的席卷而回，一个个垂头丧气，闷头不语。


那些日子，我们县城里往日闹得热火朝天的矿工联合会、妇女协会、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农民自卫军大队都霎时间踪迹全无，不知去向，在我们县城北面的坟场里，持枪明火的国民党在得势之后，将那些往日的共产党同事捆绑了起来，大刀一挥，枪声不断，有多少杰出的青年人命丧黄泉，走上不归之路，简直数都数不清。



没过几年，物转星移，杀不尽的共产党又打着红旗卷土重来，闹起红军来了。在我们家乡的东边，黄安、麻城、直至大别山一带，枪炮声轰隆作响，终日不休打个不停。在西南边的洪湖地区，一个冷不防，贺龙、段德昌的部队杀了过来，从襄河以南直趋我们家乡的这个县城，像一阵强劲的龙卷风，把所经过的一切地区都搅得面目皆非，土豪劣绅，以及大凡家里有些钱的那些个人家，无不闻风而逃，躲进县城。后来，贺龙的队伍旋风一样的刮走了，城里、乡间又一切都归于平静，除了在地头上、山岗上多出了一些国共双方死难者的坟头，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的父辈利用这段宝贵难得的和平时间，读书、求学，到汉口、武昌去继续深造。



再到后来，日本鬼子打进了中国，抗战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爆发，国共双方又以民族大义为重，枪口一致对外，内战停止，一个共产党派过来的干部陶铸先于日寇一步来到这里，又利用我们这里的庙堂，组织了平、津、沪、宁的流亡学生还有我们本省、本县的进步青年，举办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把他们先是用革命思想，然后用枪支武装了起来，准备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抵抗已经打到了湖北家门口的日本侵略军。



鬼子来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武装到牙齿，远非装备陈旧的国军和几乎赤手空拳的民众可比，一路上气势汹汹，势不可挡，先是飞机轰炸，然后是军队占领，1938年10月，我们家乡的县城沦陷，然后日本鬼子以此为基地南下攻占武汉。沦陷的苦日子持续了七年，城里是鬼子和汉奸的天下，乡下是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和游击队的地盘，西面还有数十万国民党的大部队，国乱人心乱，山里乡间还潜伏着数不清的土匪蟊贼，他们在国、共、以及日寇交战的夹缝中也生活得挺好，绑票、敲诈、抢劫、横行乡里，抗战打了多少年，这里的枪炮就响了多少年，始终没有消停过。



1945年，鬼子终于被打跑了，可是枪炮声并没有停息，国民党和共产党又打起来了，在我们当地活动的共产党部队是后来解放军的副总长张才千的部队，同老对手国民党断断续续打了两三年，始终难分高低胜败，直到1949年春天，大批的林彪部队从北方来到了这里，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很快，解放军打下了汉口，又渡过了长江，解放了武昌.

大道家园

二

在我湖北故乡那些众多的亲戚、朋友和熟人们中间，掰着手指头计算，唯一同道教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数不清的瓜葛的人，就应该是我的大表姐——道姑李莲翠了。

李莲翠这个名字是大表姐在成为道姑出家前，由农村的父母给起的俗名，等进了崇元观出家之后，年迈的师傅黄冕道士又给她起了一个在道观里的名字，名叫“静真”，或者准确地说应该是“道号静真”。黄冕道士立意不俗，取了“清静”与“纯真”这两重含义，我听起来是比原来那个世俗的名字文雅了许多，但我们那里的乡里人觉得拗口，无论如何也叫不习惯，每逢李莲翠家过去的街坊乡邻去崇元观里烧香，或者请道士道姑们下乡上门来做法事，只要是一见面，始终都在称呼李莲翠这个原来的名字。结果，师傅煞费苦心给起的那个文雅的名字几乎成为了泡影，被大家遗忘在一边，只是在道观里的花名册上多年来还一直保留着那个人们所陌生的名字：静真。


名字起得不雅，也没有办法，李莲翠的亲生父母没有赶上求学念书的好时光，他们二人都是识字不多的庄户人家庭，李莲翠这个名字是她的祖父给她取的，农村人的眼界不算宽广，一向只是按照身边的景物和本地的民俗习惯来为自己的孩子起名字，能在遍地湖泊、满池莲藕的环境里想到“莲翠”这样的名字，已经涵盖了莲叶的翠绿，也说明了李莲翠出生的时节：莲叶初长，荷花未开，有颜色来说明时间，是非常的不容易了。李莲翠的祖父到是个念过许多年书的人，后来成为李莲翠师傅的黄冕道士据说小的时候只念了五年的农村私塾，以后的那些能唬住身边乡下人的学问几乎都是靠出家之后，在道观里日积月累“自学成材”一点点积攒起来的，细想起来，那些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进过几年学堂的道士们，积累点文化知识确实是着实的不容易。

探本溯源，李莲翠是我的同乡，是我们真正同省、同县、同一乡里的小同乡，祖祖辈辈都是在同一块大田里种地，在同一座山上砍柴，在同一条河水里洗衣服，吃得也是同一口井水，细盘算起来，拐弯抹角，我们还挂着一个转了九道弯的什么亲戚关系，尽管我在农村乡里的辈分大，但我们家没有细致追索按照我们乡里排列开来的辈分，查一查她到底排在哪一个辈分，按照家里长辈们的吩咐，我们虽然没有见面细排过相互的辈分，但我一直在写信称呼她为大表姐，多年来她也一直没有推却，始终都在坦然地领受我对她的这个称呼。这其中相互亲近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李莲翠的父母也是我们这个不幸家庭真正的难兄难弟，同样都是地主成份，土改的那一年就像同一根线上拴着的两只苦命的蚂蚱，一块被贫下中农们上门抄家，一块被押到土改斗争大会上头戴高帽子批判斗争，在以后的年代里，同样是厄运缠身，又一块每逢政治运动的来临就被当地农村的贫下中农们拉出来关押批斗，直到我的祖父在农村去世，这几个“一块”才算彻底结束，只剩下她们这一家还在单独的受难。

1949年的冬天来到了，城里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来到乡下，我们的家乡也开始像全国一样实行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来到我们那个乡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叫蔡凤翔，是当时共产党县政府的一个公安局的科长，土改以后，他个人也满载而归，娶了我们这个家族的一个学生姑娘，一位家庭居住在县城里的富家女子。现在这对夫妇还健在，他们凭借着革命的身份享受到了难得的高等教育，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设计研究院里面工作到今天。而在当时，这位蔡凤翔革命同志可真是铁面无私、六亲不认，我们乡当地的几户地主富农没有一家能够幸免，全都被抄掠一空、人被批斗。

大道家园

1949年，我那大我十几岁的大姐还同祖父、祖母一块居住在老家的乡下，我祖父的家距当地的乡政府只有一里地远，于是，被抄掠来的几户地主和富农的家产被村里的民兵们一车车拉到乡政府，浮财就被堆积在乡政府前面的空场地上，准备“共产”。除了我们家，同时被抄家的还有另五户的地主富农，抄掠来的浮财按照来自不同的家庭一共堆了6大堆。大姐后来对我说，其中，从我们家抄来的那一堆浮财是最大的，排数在第二位的，就是李莲翠她们家的了。当时，据说我的祖父还很奇怪，根据李家的家产，不可能只有这么一些浮财，难道是他们家有先见之明，土改前都转移走了不成？在以后他们一块挨斗和被强制劳动改造的间隙时间，我的祖父曾悄悄的问过在一块同被监督劳动的李公望：“你们‘公’字辈的兄弟好几个，他们都住在城里，莫非你将财产转移到他们那里去了？”



李公望一脸苦笑：“你是说我那些同父异母的平辈兄弟，快别提他们了。当年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和气都伤了，虽然都同属‘公’字辈，但几十年没有来往，我成了地主，他们幸灾乐祸都笑不及，怎么会帮我转移家产。”



“那你家怎么像狼掏了似的，都抖了空了？还落了一个当年支援革命的好名声？”



“嗨，我那个大女儿要跟着她婆家出国，我听了亲家的话，抖勒一些家底，就是让她给带出去，用作婆家做生意的本钱，留条后路呗，多一条路总不是坏事，就像你的儿子，在共产党里干了十几年，你就比我要多一条活路。我家被抄出的浮财少，损失是小事，我的罪过也能小一点，这才是真的歪打正着。”



李公望说的一点没有错。当年土改时，被抄出的浮财多，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家产大，说明你在旧社会的剥削重，在贫下中农的斗争会上你就被斗的最狠，吃的苦头也就最多，弄不好，借口你的民愤大，就把你拉去枪决灭了口。当然，罪大恶极的地主在现场立即被拖去枪毙的终究是少数人，差一等，不够死罪的也被马上关进了县城的大狱里，当年，土改斗争会上的肉刑是很普遍的，被吊打、拷打是寻常之事，每次在贫下中农的斗争会上走个一圈，就像褪了一层皮那样被彻底收拾个够。



在我们家乡所发生的那一次的土改运动，被镇压、被关押、被斗争而死的土豪劣绅可真不是个小数，以至于以后过去了几十年，我们老家的那些亲戚们相互间谈起来还是心有余悸。回想起来，湖北的乡间都是熟人，很看重面子，平白无故打着“土改”的旗号，去强分别人家的土地也就罢了，当着邻里乡亲的面，还要去抢夺瓜分人家的家产，那些于心不忍的乡人们是做不出来的，不知道是谁想到了最“革命”的办法：“把他们这些个地主们都枪毙掉，不就行了吗？还有什么当着谁的面不好意思的。”于是，一时间枪声四起，嗜杀不断，也就是沾了子女们的光，我们家乡也有一些大户人家毫发无伤的躲了过去。这要从抗战的初期，我们家乡的一些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谈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我们家乡，许多青年学子踊跃参军，以投笔从戎来报效祖国，当然，他们加入的只能是国民党的军队，因为这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当年由于武汉大空战的影响，我们老家的县城里面，青年学生中报名参加国民党空军的人数不少，几十年后，这些人中间仍然有人同我们家保持着联系。可是，也有一些平时深受共产党“一二、九”运动影响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声不响的结伴离开了家乡，通过八路军的驻武汉办事处，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1950年1月，这些飘泊在外十几年的学子，一听说家乡解放了，又结伴一起请假回到了家乡。这一次回来的可真是及时，家乡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些往日能够念得起书的学子们的家庭，大都是剥削阶级成分，此时正如同在油锅里煎熬一样，土地改革这一关眼看就要过不去了，弄不好，连老命也要交待在这里面。这些往日的学子，今日的共产党军队干部们一回来，无疑像送来了一场及时雨，老家当地的那些土改干部们，很快帮助这些革命干部的家属们过了关，土改运动就这样过去了。那一年，我的祖父就是这样侥幸过关的。



至于李莲翠的祖父李公望，那时候，李先念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给他留下的那几纸借粮收条还在起着不小的作用，作为在战争年代里曾经支持过共产党和革命队伍的证明，李莲翠的祖父、父亲，虽然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许多场斗争会，但他们总算保住了性命，没有被镇压，挨打的次数也少一些，也没有被关进监狱里去。



其实，在1949年冬天开始到1950年2月结束的土改运动中，李莲翠的祖父还健在，如果严格按照共产党制定的土改政策来说，李莲翠的父母顶多应该算是“地主崽子”，因为李莲翠的母亲是1935年生人，父亲是1936年生人，在土改的时候才只有十三四岁，他们是吃剥削饭生存的，但本人并没有亲身去雇工剥削贫下中农。李莲翠的祖父叫李公望，父亲李鑫一，是我们县城里的最大豪门之一李擅兴家的一个分支。由于李莲翠家是清朝末年才来的外来户，只有不过几十年的居住历史，所以在我们当地的农村里根基不深，亲戚们也不多。按照大户人家家庭内部的排列，李公望这一支是属于李擅兴大家族中最小的老婆这条支线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后娘养的”。


李公望生于1886年，父亲李擅兴是湖北当地的望族大户，从小知书达理，年轻时国内“闹长毛党”，家乡在许多年间沦为战场，为保住性命和家产，李擅兴曾经跟着经商的长辈躲到国外，正经八百的喝过几年“洋墨水”。以后从广州回国，赶上张之洞大帅得宠于慈禧太后，先是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坚决主张抗战，被朝廷升任两广总督，张大帅亲身经历过几次鸦片战争及长毛之乱，深知走富国强兵之路不搞洋务运动不成，早在1882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期间就开始筹集自己的幕府班子，张大帅在未发迹时，自己也有过多年的幕府生涯，先后为许多地方大吏担任幕僚。当年，1884年刚从海外回来的辜鸿铭、李擅兴等一批归国人士，正好加入了两广总督张之洞搞洋务运动的幕僚队伍。李公望的母亲，就是李擅兴在那一年讨的“小”。
以后因为奏请修筑芦汉铁路，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署理湖北这块多难之地。李擅兴也跟着张之洞的二十多位幕僚班子回到了自己久别的湖北故乡。谁也没有想到，张大帅在湖广总督的这个位置上一连坐了十八年，把武汉三镇建设的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大工商业城市。



就这样，朝廷上面有西太后的撑腰，汉口终于在满清末年对洋人开埠，随后，张之洞主政的湖广总督府大力推行洋务运动。1890年3月16日，张之洞电海军衙门，选定厂址在鄂省城之外建兵工厂，3月19日，奉旨正式批准将枪炮厂设于湖北。在湖北省汉阳县大别山，龟山脚下，面对襄河，水陆交通方便，建起了湖北枪炮厂，也就是以后的汉阳兵工厂。隶属驻省总局，委任各司道为总办，如藩司翟廷韶，臬司岑春萱等。而在湖广总督府具体主抓此项大事落实的，其中就有张香帅幕府的这位大幕僚李擅兴。



清朝沿袭明朝官制，总督、巡抚都有守土的职责。督抚虽然凌驾于藩（布政使）臬（按察使）之上成为一省的最高地方长官，但手下并没有一位朝廷配备的佐理属员，所谓的督抚衙门实际上是一个只有总督或巡抚自己一个人的光棍衙门。为了帮助执政，督抚只能建立幕府，征集有学问的幕僚帮助日常的行政工作。这些幕僚，少数是一般“事务性”的刑名、钱谷等师爷，更多的是“政务性”的幕僚宾客，这里面藏龙卧虎，可谓人才济济。



幕府制度，并非朝廷的官吏编制之内，也无法律、员额、职掌权限等限制，全凭督抚大人的任意。比如，曾国藩的幕府就是满清时代的佼佼者，旗下有文武百官，集人才、财政、军事为一身，满清后来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都出身于幕僚身份、幕府之中。张之洞的幕府班子在武汉不断扩大，以后竟达到数百人之多，仅一个湖北枪炮厂就容纳了各种的幕僚人才46人。直至1907年张之洞升任军机大臣，奉调北京，离开湖北，仅有少数幕僚跟随，其余庞大的幕僚班子留在武汉，逐渐走向土崩瓦解。



当年，筹备湖北枪炮厂、即后来的汉阳兵工厂，购买德国的进口机器设备共费160万马克，当时折合白银38万两(包括造克虏伯小炮机器)， 建厂预计需15万两白银，由清政府户部自造路款项中拨给。这一切，张之洞都交给幕僚们筹划帷幄，李擅兴自然也在其中。



1890年9月6日，这座设在汉阳县大别山下的厂址被正式确定下来，工厂最初的占地长600丈，宽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之后，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最初，洋人工程师以为必须要3年才能完成，张之洞自己估计最快由购地，筑基，修堤，造路到开炉也要须时2年才行。



1894年，李擅兴积劳成疾，正在养病期间，6月14日，刚刚开工不久的制枪厂不慎，引发大火，将房屋及设备全部烧毁。其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兼任两江总督，仍请李擅兴以带病之躯掌理湖北枪炮厂事宜。7月，张之洞又呈奏扩厂，改换被火焚毁的机器，增制无烟火药等，共须200万两白银。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


最初的产品，是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 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厘米88式毛瑟步枪，定名为“汉阳式”步枪，俗称“汉阳造”。该枪坚固耐用，易于制造，直至1943年停止生产，是旧中国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汉阳兵工厂也因此名扬天下。“汉阳造”使用圆弹头，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筹办汉阳兵工厂无疑是一个大肥缺，外国商人的回扣，中国属下的孝敬，张大帅的恩典赏赐，自然都不是小数。当张之洞开办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的时候，李擅兴以湖北当地祖传的行业为近便条件，使李家的与此沾边的相关产业借机大沾其光，大发其财。不能指望李擅兴是个包拯、海瑞、于成龙那样的廉洁清官，但也并非是草包贪婪之人，你只要看见他那几房娇美可人的姨太太，就知道他的开销非巨资而不能维持。


等到汉阳兵工厂全部完工投产，张之洞总督府的大幕僚李擅兴也因疾病加重不治身亡。李擅兴去世后，属于说不清是第几房的姨太太这一支的李公望也因此失去靠山，再加上李家的大太太和另外的几个姨太太人多势众，造成家产分派不均，纷争不断。为了彻底避开几位大小太太及亲属们的无理纠缠，十几岁的李公望带着受气的母亲，干脆举家迁居住到龙王集杨岭的我们这个乡下，买下五六十亩水旱田地，盖了十来间瓦房，房前房后两口池塘，一片小山竹林，雇了两三名长工耕种，成为了闲逸的乡间地主。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李公望的文化也不高，只念过十来年的私塾，没有进过一天的洋学堂，更不会像他那多才的父亲那样念那些洋文字码。但由于家传，李公望的文化底蕴并不肤浅，九章算术，管理个家产还是足足够用的。李公望迁居乡下后，与我的祖父隔村为邻，在自家门宅前面的那口池塘里栽种了半亩荷花，沿塘边门前点种了几十株桃树垂柳，顿时显得与周围其他的土地主们不同，风雅了许多。经历过家庭的这场丧父的磨难，李公望格外孝顺自己的母亲，所以成亲娶妻很晚，以后四十一岁上才有了第一个女儿李鑫蕊，四十九岁上才有了自己的儿子李鑫一。



李家虽说是地主，但也不是纯粹的地主，湖北产麻历史悠久，产量多年居全国第一，国内的麻行大都集中在汉口，在李擅兴帮助张大帅搞洋务运动之前，李家这个大家族自明清以来一向在汉口经营麻行生意，李家的后裔增多了，以后又在汉口涉足兼做桐油、生漆生意，主要是充当汉口的坐商，湖北是产桐油、生漆的大省，当桐油、生漆大批收获的时候，他们也做行商下乡去收购。近代以来，大批的洋商人们入住汉口，李家的商贸对象变成了洋行，将农村乡镇收购的土特产品运输到汉口卖给洋人们。所以，李家的生意伙伴基本上都是些洋买办们，因为湖北出产的麻、桐油、生漆主要都供出口，被那些汉口开埠后进来的洋行收购去了。自几代之前的祖上以来，李家在汉口镇的几家商号、货栈里都有合股投资，按季度、年头吃分红，领取红利，李公望年幼的时候，老擅公祖还在世，李公望的母亲正在受宠，这一小支受到老公祖的关爱是自不用说的，分到手的股份钱财自不在少数，要不然，那几支大的怎么会眼红了，非要同他们一家纠缠不休呢？

李公望当年在乡下建造的农居分为堂屋、睡房、厨房和杂屋，一直到今天都 还存在，现在里面住着村子里的几位孤寡老人和伤残退伍军人，据说现在不兴被叫做“五保户”了。李莲翠在她最后一次回国办理父母丧事的时候，把这个房产送给了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们。



堂屋又称中堂，宽敞明亮，迎门墙正中摆放着湖北农家常见的“家神柜”，祭奉着三清、家庭祖神，还有矗立了数百年的“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民国后，这块“天地君亲师”的牌子被更改成为“天地国亲师”了，以示革命前后的区别，老百姓的效忠对象也有所不同。



一进大门的迎面墙的正中，张挂的是一幅太上老君慈祥富态的画像，据说是李家老公祖李擅兴父亲的手笔，当年太上老君去世的早，那时还没有照片一说，所以太上老君的真迹不得而知，任由人们凭自己的想象来画。墙上还高挂着张之洞的另一位幕僚，喝过洋墨水的国学大师辜鸿鸣的题诗题字，虽称不上是一件很老的古董，但诗文的品位水平却都不低。在老君画像的两边，还四处张挂着各种农村人常见的楹联对子，什么“传家有德唯忠厚，处世无奇坦率真”，什么“清晨采藻明其辙，静夜焚香告所为”，还有“水源木本家甚远，春露秋霜世泽长”等等，可能不是李擅兴，就是李公望自己的手迹。李莲翠的父亲李鑫一的文化太低，他是绝对写不出这一笔字来的。



李公望乡居的睡屋也是左右分开的，李公望搬到乡下之后，赶上盛夏水灾，瘟疫流行，过了中年时候接连丧母、丧妻，流年不利，李公望好道修行，是继承李擅兴之后几代的居士信士，干脆断了念头不再续妻，家里原有几位女佣人和干杂物做饭的老妈子，李公望怕乡下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提前接来了给儿子李鑫一说合好的童养媳李胡氏，来与老妈子同住一屋，以防乡下人吃饱了人口噪杂，说东说西的。乡居的厨房是“连儿灶”，两大一小的三口锅，收拾得干净利落，炉灶台擦得锃亮，灶台顶端还装有热水罐以充分利用炉灶烧柴的热能。乡居的杂屋是相连的两间，分别用作装柴草和农具，幸好起初还修建的够高大结实，因为在土改之后，这两间杂屋就成为了李公望他们一家老小今后三十年的住房。



我们湖北乡下的许多地方在过去有个不大好的风俗习惯——早婚，也许，这与湖北自古多灾多难，人口无法长寿繁衍有很大的关系。有钱的人家在十几岁，甚至更早就订了娃娃亲，最晚到男十八，女十六岁的时候就完婚圆房了，等到夫妇二十来岁，行动快的，老二、老三都抱上了。李公望自己是晚婚，那是为孝敬老母亲，有情可原，他却不打算让自己的子女也晚婚。于是，李公望自幼给独生儿子李鑫一定下了娃娃亲、童子婚，女方是远在沙市的一房乡绅，与李家素有故旧之谊，只是近年来运道不好，家境中落，而且一年比一年景况不佳。但李公望是个守信重义之人，没有嫌贫爱富的那种恶习，看对方的人家长辈都长得眉清目秀，整齐顺眼，人也不俗，于是不纠缠势利眼的门当户对的那套旧规矩，请媒人，算命相，提婚，换庚帖，双方过门看家，选日报期，凡是湖北传统的定亲诸道程序，一项都不能少，以示对沙市胡家的尊重。



1944年，眼看到了鬼子投降的前夕那年，看到世道混乱，兵匪横行，沙市的胡家害怕夜长梦多出了意外，索性在女方不到十岁的时候就送过来了，到省下了一道道起嫁，过礼，送陪嫁种种娶亲的繁琐环节。眼下，虽然说解放了，也实行了土改，到处都在推行男女18岁结婚的新婚姻法，但是在我们农村，李莲翠的父母都属于地主另类，在社会的边缘地带生存，只受法律的制裁，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被看作早都已经结婚了，并不在新婚姻法的惠顾之内。当李莲翠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李鑫一才满十七岁，母亲李胡氏十八岁，在今天看来，这哪里是什么父母，实际上同一个大哥哥和大姐姐差不多。



啊，对了，在这里还要交待一句的是，李莲翠的父亲李鑫一，在解放前只念到了小学六年级，念的是县城里的洋派学堂——正规学校，高小毕业，所以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只是在土改之后，他就被留在了农村种地，照顾老父亲，像那里的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子弟一样，再没有念过一天的书。至于李莲翠的母亲，她一天的学堂都没有进去过，连自己正式的大名都没有，在当地户口本上的名字叫作李胡氏，即使能写几个字，能看懂一点报纸，也是后来李鑫一手把手教给她的，自从李家没有了佣人之后，她就是李家里里外外唯一的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