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严禁工业科技发展的死结 有关大盗窃国、小盗窃货等的哲学观念,大概已如上述,暂时不必再加讨论,到此打住。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三千年来的历史经验,素来朝儒道并不分家的传统思想方向施政,固守以农立国,兼及畜牧渔猎盐铁等天然资源的利用以外,一向都用重农轻商的政策,既不重视工业,当然蔑视科技的发展。甚至还严加禁止,对于科技的发明,认为是“奇技淫巧”,列为禁令。因此,近代和现代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化的科学、哲学等学识之外,眼见外国人富国强兵的成效,反观自己国家民族的积弱落后,便痛心疾首地抨击传统文化的一无是处。如代表儒家的孔孟伦理学说,与代表道家的老庄自然思想,尤其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不值一顾。
从表面看来,这种思想的反动,并非完全不对。例如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等告诫,便是铁证如山,不可否认。而且由秦汉以后,历代的帝王政权,几乎都奉为圭桌,一直信守不渝。其实,大家都忘记了,如老子的这些说法,都是当时临病对症的药方,等于某一时期流行了哪种病症,时医就对症处方,构成病案。不幸后世的医生,不再研究医理病理,不问病源所在,只是照方抓药,死活全靠病人自己的命运。因此,便变成“单方气死名医” 的因医致病了!
我们至少必须要了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社会,由周代初期所建立的文治政权,已经由于时代的迭更,人口的增加,公室社会的畸形膨胀,早已鞭长莫及,虚有其表了。这个时期,也正如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一般强权胜于公理的诸侯,个个想要称王称帝,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只顾政治权力上的斗争,财货取予的自恣。谁又管得了什么经纶天下,长治久安的真正策略。因此,如老子他们,针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病态、社会病态,便说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的近似讽刺的名言。后来虽然变成犹如医药上的单方,但运用方伎的恰当与否,须由大政治家而兼哲学家的临机应变,对症抓药。至于一味地盲目信守成方,吃错了药,医错了病的责任,完全与药方药物无关。
例如我们过去历史上所讴歌颂扬的汉代文景之治,大家都知道,是熟读《老子》的汉文帝母子,信守道家的黄老之道的时代。老子传了三件法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汉文帝自始至终,都—一做到了。汉文帝的俭约是出了名的, “不贵难得之货”,也是有事实证明的。他自己穿了二十年的袍子,舍不得丢掉,还要补起来穿。从个人的行为道德来说,一个“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能够如此俭约,当然是难得可贵。又有人献上一匹千里马给皇帝,他便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四方,再也不要来献难得的货物。这是他继承帝位的第二年,有献千里马者的历史名诏。他说:“鸾旗在前,凤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于是还其马,与道里费。”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复来献。”
在我们的历史与辑著史书者的观念里,郑重记载其事的本意,就是极力宣扬汉文帝的个人行为道德,如此高尚而节俭,希望后世的帝王者效法。如用现代语体来表达这段史实,是说汉文帝知道了有人来献千里马,便说:此风不可长,此例不可开。我已经当了皇帝,要出去有所行动的时候,前面有擎着刺绣飞驾的旗队,正步开道。后面又跟着侍候的宫人们,坐着刻画祥凤的车队,带着御厨房,平平稳稳,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大约每天只走五十华里就要休息了。如果带着警卫的部队,加上军事设备等后勤辎重车队,大约每天只走三十华里便要休息了。那么,我当皇帝的,单独一个人骑上千里马要到哪里去呢?
无论是达官显要,乃至贵为帝王,没有周围的排场,没有军警保护的威风,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并无其他的奇特之处。甚至遇到危难,还很可能正如民间俗话所说“凤凰失势不如鸡”呢!因此,他退还了这匹奉献上来的千里马,并且交代下去,还要算还送马来的来回路费和开支。同时又下了一道命令(当时把皇帝的命令叫“诏书”)宣布说:“朕”(过去历史上皇帝们的自称)不接受任何名贵稀奇的奉献,要地方官们通知四方,以后不要打主意奉献什么东西上来。
这在汉文帝当时的政策作为,的确是很贤明的作风,不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好尚节俭的关系。在那个时候,从战国以来到秦汉纷争的局面,长达两百余年,可以说中国的人民,长期生活在战争的苦难中。缩短来说,由秦始皇到楚汉分争以后,直到汉文帝的时代,也有五六十年的离乱岁月。这个时候的社会人民,极其需要的便是“休养生息”,其余都是不急之务。所以他的政策一上来便采用了道家无为之治,以“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不要主动去生事)为建国原则。首先建立宽厚的法治精神,废除一人犯罪,并坐全家的严刑。跟着便制定福利社会人民的制度,“诏定振穷、养老之令”。
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注:年初及随时的意思)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住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哉!具为令:八十以上,月赐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赐帛絮。长吏阅视,丞若尉(丞、尉都是地方基层官职名称)致二千石(地区主政官职称谓)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 学老子的汉文帝绝对没有错。但是后代有些假冒为善,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帝王们,却错学了汉文帝。例如以欺诈起家,取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的晋武帝司马炎,在他篡位当上晋朝开国皇帝的第四年,有一位拍错马屁的太医司马程,特别精心设计,用精工绝巧的手工艺,制作了一件“雉头裘”,奉献上去。司马炎便立刻把它在殿前烧了,并且下了诏书,认为“奇技、异服,典礼(传统文化的精神)所禁。” 敕令内外臣民,敢有再犯此禁令的,便是犯法,有罪。读中国的历史,姑且不论司马氏的天下是好是坏,以及对司马炎的个人道德和政治行为又作什么评价;但历来对奇技淫巧、精密工业以及科技发展的严禁,大体上,都是效法司马炎这一道命令的精神。因此,便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永远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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