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 一部未竟的仙乡淹留小说
李晶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晋代诗人陶渊明所作的《桃花源记》文辞优美、想象奇特，是备受人们喜爱的古典佳作。因其附于《桃花源诗》之上，“它在后世一直被当成一种散文文体来看待”。这样《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诗文并列，相得益彰。但仅从散文角度来解读《桃花源记》，容易忽视它的情节特征及虚构技巧。如若从小说的角度来欣赏桃花源记，又会得到新的领悟及意义。结合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文体特征，我们将其定为一部未竞的仙乡淹留小说。我们将逐一论述之。中国古代的文体庞杂繁多，各有自己的起因和发展特点，它们之间盘根错节，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如叶舒宪先生所说：“古汉语书写的最早之书《尚书》，就包含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没有一种能够简单地比附于西方的‘散文’概念。”我国古代文学的总趋势是诗文为正统，其他为辅，而小说这种文体在古代一向处于较低的地位，被斥为九流之末。即使到了文化开放的唐代，文人学士在创作唐传奇这一小说文体时，仍然喜欢极力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后世许多作者创作小说也不留名。给我们今天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而《桃花源记》这样的名篇之所以被很好地留存下来，也因其文辞优美才得以登上文学之大雅之堂，这造成我们今天探究它小说性的困难，但依然可以经过各种比较论证，得出这是一部仙乡淹留小说。一、仙乡淹留由于汉末道教神仙体系的建立，以及内在文化张力的影响，汉末神仙志怪小说兴起，鲁迅先生讲“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昌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渐佳。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在这种背景下，仙乡淹留小说出现并迅速发展，这类小说有共同突出的特点《桃花源记》同样具备这些特点。下面用表格说明。陶弘景《真诰》卷110和《桃花源记》
兵水不能加，灾厉所不犯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入口形状东有小穴，穴口才如狗窦，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阔。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土地土良而井水甜美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房屋清虚之东窗，林屋之隔沓土地平旷，屋舍俨然
交通
七涂九源，四方八达
阡陌交通
与世俗关系
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当缘秽多故。
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居民山居不问道俗，皆少温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袁相根硕》与《桃花源记》
作品《袁相根硕》《桃花源记》
入口路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地形既入内，甚平敞土地平旷
植被草木皆香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水流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以上两表说明，《桃花源记》的创作明显受到了当时流传的仙乡淹留小说的影响，在桃花源这个现实的幽隐山居中具有仙境的特征。其次，我们来看《桃花源记并诗》中的诗句：“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明白地指出这是一个神仙境地，“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敝。”和“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中的“异源”和“尘嚣外”等词说明桃花源是与人间不同的仙界。可见，渊明在记中含蓄地暗示桃花源的美好自在，希望读者能沉浸其中，不直接写仙境的玄奥奇妙能拉近桃花源与世人的距离，使人能向往之。道家仙境高玄，须斋戒修炼方能进入，让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为了指出仙境就在人间，或是陶渊明将桃花源的仙境特征写得含蓄平淡的原因。再者《桃花源记》末尾出现南阳刘子骥这一人物。刘子骥是书中记载的有名的炼丹寻仙的道家隐士之一，据说他曾去过仙境，“南阳刘麟之，字子骥，好游山水。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闭一开。水深不得渡，欲还失道。遇伐薪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方灵药及诸杂物，麟之欲更寻索，不复知处矣。”同这些资料说明刘子骥是与神仙有渊源的一个人物，他去寻访桃花源，暗示桃花源也是仙境之一。除此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中的居民为什么不愿意和外界交往联系呢？凡人的本性是对未知事物或未知领域充满好奇，从而不断进行探索，就像太守听到奇闻就立即派人寻找一样。而这些人却甘于淡泊、清虚淳朴，这不令人疑惑吗？“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也充满了神秘感。这些都暗示《桃花源记》是一部仙乡淹留小说。最后，在中国传统的仙乡淹留小说中，凡是踏入过仙境的凡人离开仙境后多少都会带一点仙气或出现时间差。或长寿无疆、或加官晋爵、或免除灾害等等，但《桃花源记》却没有叙述武陵渔人归来后的异于常人的地方，使全文结构不完整，因而它是一部未竞的仙乡淹留小说。
二、虚构性小说的本质是其虚构性，而散文的主要特点是抒情言志，小说和散文的主要区别是虚实之分。《桃花源记》全篇都在叙述故事的情节发展，没有直接出现作者“我”的声音，这与陶潜的其他传记截然不同，抒情性大为减弱，而叙事性增强。《桃花源记》收录在《搜神后记》卷一中，说明当时人是把它当做一部神仙志怪小说来阅读欣赏的。同时，《桃花源记》与《搜神后记》卷一中的十则神仙志怪小说极为相似。刘师培讲：“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所以，由当时人的归类《桃花源记》的小说性质不言而喻。在魏晋时期，小说这种文体发展还不太成熟，虚构和记录街谈巷议之间关系紧密，小说的各个要素并未完全具备。但许多小说家如干宝、刘义庆等人在创作中已经在自觉或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陶渊明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家，能熟练掌握各种文体，并将它们融会贯通，使之自然而无人为痕迹。《桃花源记》在优美的语言中，便交代了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人物等，将故事的曲折和渔人心情的起落刻画地十分生动，犹如读者跟渔人一样，进入一个遍地桃花的美丽仙境，随着渔人的前进而不断探索。这些都是陶渊明在文章布局上匠心独运的结果，可见陶渊明是有意虚构一个世外桃源，并且幻想有一群仙人在其中安详自在，过着宁静自然的生活。陶渊明的这种思想可以上溯到老子和庄子身上，他们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构造了许多超现实的世外桃源，只不过陶渊明将这个“世外桃源”构建的更为真实，如加入了屋舍、良田、鸡犬等生活化的食物，使之更加贴近现实生活。这大概与陶渊明隐居耕作的生活有关。
三、陶渊明与道家思想的关系考察《桃花源记》的虚构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明白：那就是陶渊明与道教思想的关系。我们都知道：“魏晋六朝是小说的大发展时期，所谓‘六朝以降，作者日增’”。这一时期，社会上玄学之风盛行，多数文人士大夫都信奉玄虚的道家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地采药修炼以成仙或长生不老。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就是当时著名的清谈之士，陶渊明的从弟陶敬远十分笃信道家仙术，长期坚持服食丹药求仙。可见陶渊明周围的道家神仙思想较为浓厚。陶渊明笃信道教，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与他的家庭教养和个人性格有关。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是雄踞东晋半壁江山的辅国大臣，他出身寒微，全凭个人才能和武功升迁到高位，他的思想是崇实务真，全然不信鬼神。《晋书·陶侃传》记载：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陶侃乃命取其酒器、蒱搏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摴搏者，牧猪如戏耳！《老》、《庄》华美，胜先王之法言，必可行也。”可见陶渊明的祖上既信奉老庄，也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但不语怪力乱神。陶渊明一直以自己的曾祖父为榜样，向往能像先辈一样能匡扶晋室，收复失地。在那个以谈玄为主的社会风气里，陶氏一家是道家里面不可多得的务实派的知识分子。陶渊明是不会相信民间宣传的鬼神之说，而是信奉道家哲理。鲁迅在谈《搜神后记》作者时说：“陶潜旷达，未必拳拳于鬼神，盖伪托也。”实际上，陶渊明生性旷达，且受道家思想影响，才看得清生死和时局。陶渊明初隐居，一直渴望能入仕报国，有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豪迈气概。只因官场黑暗，君王昏庸，只好效法道家古真人“独善其身”，以此来保持自己的高洁品格。刘裕篡权后，灭晋立宋，陶渊明冷眼看清了世事的虚幻，立心永出仕途和世俗，并更名为潜，取潜心笃志修道之意，以此来表达他对道家隐修思想的忠心不二。可见，陶渊明是一位典型的道家隐士。因此，陶渊明创作的《桃花源记》应是他精心构造出来的一篇寄托理想的小说，与寻常记录所见所闻的散文不同。
综上所述，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神仙志怪小说兴起，道教也运用这种雅俗共赏的文体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因而陶渊明的创作受到这些作品的强烈影响，情节构思上与当时的仙乡淹留小说十分相似。陶渊明本人笃信道教及道家学说，所以这是陶渊明构造出的一部寄托道家学说实践者对终极归宿之永恒理想的小说，与普通游山玩水的散文有异，陶渊明在其小说中重在描述桃源的美好和寄托自己的至善至美的理想，小说故事情节不完整，所以这是一部未竞的小说，与魏晋南北朝的仙乡淹留小说一脉相承，并影响了我国后世的仙乡淹留小说，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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